阮紀正:我的武術情緣
                        2018-07-05 15:11 來源:豆瓣讀書作者:阮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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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武為文》一書終于算是編好了;這是一本論文集式的武術專著,由筆者若干已經發表的論文和一些尚未發表的手稿章節匯集并編輯而成。我們知道,武術說到底是個文化活動、文化現象和文化形態;它集中體現了中國人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審美情趣和行為定勢,是中國人生存方式的文化符號。全書以一個傳統愛好者而不是現代職業人的眼光,較為全面地表述了自己心目中的傳統武術文化內涵。就我個人來說,無論學科還是術科都缺乏真正完整和系統的基礎訓練,由此也缺乏獨立構造學科體系的能力,很是登不上主流社會那“大雅之堂”;但參照自己半個多世紀的個人體驗,一些帶普遍性的問題還算是摸到了不少邊邊。我愿意把這些不完全的感受和思考拿出來供人們研究和批判。書中盡管還有不少大不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全書結構尚未完整、材料也不平衡、論證更有缺失,特別是有些地方更嫌羅嗦累贅并有所重復,而且所得結論又完全可以“見仁見智”;但無論如何也算是給我這一生的武術情緣作出一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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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少年時就開始跟武術結緣,成年后盡管命運坎坷、工作多變,除了官場和商業以外,跟工、農、兵、學、研五大行業都發生過密切關系;雖然在練功方面免不了“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但是總的來說卻是始終沒有放棄武術。書中第一輯從技術操作體系方面分析武術的基本結構,第二輯從社會現象和社會活動角度討論武術的主要特點,第三輯就當下武術理論進行全面反思。其方法論特點:一、著眼系統整體思考,不作靜止孤立論證;二、突出文化比較角度、彰顯民族文化特征;三、關注社會背景效應,并帶文化批判意蘊。四、議論總體較為平實,反對各種故弄玄虛。書中突出有關分析的方法論意義,力圖弄清某些命題背后的真實內涵,并努力尋找一個能夠全面把握傳統武術的認知框架;相信這對其他領域或許會有一定的啟發。由此,可以說本書是本有別于時下坊間(既區別于時下體育理論界主流說法,也區別于民間若干神秘主義想象)論著,并極具個人特色的武術理論著作。

                        我出生于抗戰時期的“走難”路上,幼兒時還曾經從二樓上跌到并滾下樓梯,個人體質一直以來都極為虛弱,年輕時走路還經常無故暈倒,有次在雨中甚至還跌入水溝差點被淹死;而且學習領悟能力并不高,特別是動手操作能力和考試應對能力則更差,上課時根本搞不清老師在說些什么,小學一年級起就連續兩年留級(這里特別顯眼的是,我從小學到大學體育課考試從來都是不合格的),青少年時父親還曾一度把我視作不折不扣的“低能兒”。加上生母很早去世,長期被寄居在中山縣溪角鄉龍瑞村的姑媽家里,入讀該鄉小學。由于姑媽是嫁到外村(我的祖籍是該縣象角鄉的的圣獅村)而不在本村,所以當地小孩也就經常把我當作“外村人”經常進行欺負(例如,把我捆在樹上并塞生的香蕉要我吃)。1956年春節后從鄉下轉到廣州盤福路小學讀書,結果是到了初中時又被一些較為強悍的同學當作“鄉下人”來欺負(例如用所謂“報區”即以木屐的底部打我的頭,又以課桌上我的手“過界”為借口,把我的腿也打紅了;如此等等),后來還被一些人視之為魯迅筆下那個膽小怕事和迂腐無能的“孔乙己”,給我起的外號是“阮女人”;于是從小就就萌生了某種練武強身自衛的心理傾向。最初跟武術明確結緣的動念發愿,起于有次跟小學同班同學區湛生一起到廣州青年文化宮觀看演出;舞臺上有兩個小姑娘表演劍術,其點刺攔抹、攻防有序,閃展騰挪、縱橫往來、英姿勃勃、瀟灑自如,這讓我和區湛生兩人在精神上都感到一種震撼。由此便開始到處留心有關武術的事情。

                        1957年夏天,我考入廣州知用中學(入學后不久該校便改稱廣州28中,改革開放后又恢復了“知用中學”的名稱)讀初中。這時學校有個語文老師叫馬志斌,曾經參加全國民族體育運動會比賽得了個武術名次回來(后來還當上了省武術隊和市武術館的總教練),于是在校內搞了很多宣傳,要在學校里興辦武術班。我喜出望外并第一時間跑去報了名。不料入學測試的結果卻被判定為“基礎素質極差,根本不是學武的料子”,于是無論怎樣苦苦哀求也不予錄取。平心而論,我的身體孱弱、性格內向、反應遲鈍、能力低下,確實沒有什么培養前途,很難奪取錦標來為老師爭光。不過這次拒教卻大大激發個人自尊和自學武術的熱情,有道是求人不如求己,于是便花了幾毛錢到書店買了些武術書籍,自己偷偷地開始看圖識字般的自學,開始了見招拆式那最初的動作形態結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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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看的是蔡龍云的《中國武術基礎訓練》和王子平的《拳術二十法》(后來還陸續看過一些華拳、查拳和新編長拳的著作,比較過馬志斌傳授的滑拳和花拳、華拳、查拳等特點),書上插圖很多,于是就看圖識字般“依冬瓜畫葫蘆”地比劃起來。當時我班上李正、劉文華、陳建國等好幾個同學正在廣州中山紀念堂跟陳咸民老師學練顧汝章傳下的十路“北少林”,每個月要交學費5元。我交不起這個學費,于是便跟這些同學約好來個互教互學;我把從書上得來的東西教給他們,他們則把師父傳授的東西轉授給我。就這樣,我跟他們學了四個“北少林拳”的套路(其中的第六路少林拳套路,至今我還全部記得),還有一套“龍行劍”和一套“少林對打”(到現在,我只記得幾個典型招式)。此外,班上的劉照基同學跟他爺爺學過“洪拳”,我也跟他學了一些南派武術的基本手法。我的同學和拳友大都喜歡看武俠小說,但我并不相信這傳說中武術的那些神功異能,所以除了例如《水滸傳》、《隋唐演義》、《說唐》、《說岳全傳》、《小五義》、《三俠五義》等一類較為經典的武俠小說外,一般都不去看清代公案小說和民國新派武俠小說,覺得其中大都其實是些“怪、力、亂、神”的虛幻東西(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在朋友極力推薦下才看了一點金庸小說,盡管故事情節講得比較引人入勝,但覺得這些東西并不是什么武術理論,而是一種影射現實的政治寓言)。我所感興趣的東西,只是新式科學所能解釋的現實可能性,而并不是不著邊際的那些心理宣泄和審美想象的虛幻滿足感,一開始就企圖著力去搞清一個客觀的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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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是在1958年,我在書店偶然看到徐致一先生編著的《吳式太極拳》,覺得十分興奮;書中運用近現代的生理學、心理學、物理學等對太極拳的操作機理進行分析,其理論支撐較為扎實;特別是其中關于合力、分力、力偶、尖劈、螺旋、重心、平衡等等方面的力學分析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該書引導我的思考著眼于“以弱對強”和“以柔克剛”的客觀可能性,提高了我這個弱者的自信。不久又陸續地看到吳孟俠等編著的《太極拳九訣八十一式注解》和楊澄甫的《太極拳體用全書》,眼界逐步擴大,1959年又請香港的親戚在香港為我買到吳志青編著的《太極正宗》和王新午編著的《太極拳法實踐》等太極拳書寄來,進一步認真閱讀和思考起來,并由此下決心要改學太極拳。為了探究有關太極拳的機理,我開始專門找來力學方面的“運動學”、“動力學”,還有綜合性的生理學、心理學、解剖學、生物力學,以及與此相關那社會方面的《老子》、《莊子》、《孫子兵法》和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一系列相關著作進行學習,進一步努力從運動戰、游擊戰、持久戰、速決戰以及內外線作戰、根據地、后勤支撐等一系列不同角度對武術的技擊能力進行綜合性的思考。由此看來,我對武術理論的整體性關注,開始得其實并不太晚。

                        1959年可以說是我的“武術年”。該年初,我就借助學校體育老師的幫忙,終于擠進了剛剛開辦的廣州市青少年業余體校武術班(當時所有的業余班都是免費的),開始正式跟黃嘯俠老師(當年是廣東省和廣州市的武術協會主席)學練彈腿,跟賴忠老師學練六路短拳、龍行劍和南派的單頭棍。班上每個學員好像都有一定的武術基礎,舉手投足都相當像模像樣;而我的基礎則可以說是全班最差的,操作上無論怎樣弄都被指責和挨批評。每次訓練下來,班上除我以外的每個人都說自己收獲很多、進步很大,但我的感覺卻是每天都在退步,搞不清到底有什么收獲,反正一動起來就“這也不是,那也不對”,周身動作總“不得勁”,無論怎樣做也都覺得“不靠譜”。不過,大約這也是發現差距,讓我笨鳥先飛吧。在武術班的同學里面,我看來還是屬于比較努力的。回到知用中學,我已經可以參加學校組織的慶祝建國十周年的“武術千人操(男生用刀、女生用劍)”集體表演活動,到越秀山體育場的省運會上為群眾演出,動作起來好像也頗有點模樣。當時我特別重視下盤功夫的訓練,每天弄到兩條腿沉重的像灌了鉛一樣,連上樓梯都想跪下來。中學同學發現我每天都幾乎是第一個到校,在操場上手舞足蹈地反復比劃。到了業余體校學習的后期,我在不少地方便開始趕了上來,居然還被推選為班上兩個重點培養對象之一,有人甚至還建議我去報考體育學院。到了1960—1961年國家經濟困難大家餓肚子的時候,上級體委為了保證體校學員的健康,學員們的糧食定量不但一直都維持了每月30斤,而且每次訓練還給參加訓練的學員供應半斤餅干。我連續多年每個星期天都堅持去市體育館進行訓練;但到底什么時候離開這個班,則已經記不清楚了。

                        有道是“學無友則孤陋寡聞”,古代練功還特別講究“財、侶、法、地”四大條件,我學練武術也有幾個比較鐵的哥們。武術班中有兩個跟我來往很多的拳友,一個叫張煦陽,是知用中學比我高一屆的校友,中學沒有讀完就輟學當了省汽車修配廠的電工;他是個小小的武術家,五歲開始就跟佛山精武會的老師學拳,有專門的太極老師佛山區榮鉅,練過鷹爪、太極、六合八法等不少拳種。當時每個月香港還有武術老師來廣州為他輔導。張煦陽的模仿能力極強,說起武術典故也顯得頭頭是道,由此便自然地成了我的小老師。另一個叫譚燮堯,是廣州十三中的初中學生,很有才氣,但后來卻竟然一直都沒能考上學校,成了沒有固定職業的社會青年;他后來跟張煦陽的妹妹結了婚,夫妻一起自學中醫并當了社會游醫,改革開放后居然還搖身一變成了個“大氣功師”。譚燮堯是個非常活躍的文學青年,真正的博覽群書,看過古今大量的武俠小說,并且還極為熟悉中國近現代文學和俄國、蘇聯文學,也看過一點西歐和北美的近代文學。他關于“文學與生活”的議論開啟了我對“武術與社會”的注意,他對一些文學作品的評論則讓我對文學了解的重點從古代轉到近現代,由此還促使我開始了對近現代社會歷史變遷和相應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關注。張煦陽這時還介紹他的朋友袁全給我認識(說起來袁全還是我在盤福路小學的前后屆校友,受業于同一個班主任),后來也成了我的鐵哥們(他在本世紀初借助我加拿大表弟的擔保,移居加拿大)。袁全也是從五歲開始學拳,是廣州名拳師傅永輝的入室弟子,腰腿基本功極好,各方面的理解能力也特強,學習成績相當拔尖,當時在廣州市的武術集訓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一直都壟斷了省、市武術比賽內家拳類青少年組的冠軍;八十年代初傅永輝曾經親口對我說過,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徒弟中練得最好的就是袁全),1962年成了華南工學院的大學生,1979年還考上了文革結束后的第一批“偏微分方程”數學研究生,是個非常高明的電腦專家。他那數學式縝密思維和對社會信息的高度敏感,后來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我的自然科學知識很多都是從他那里聽來或受到啟發的。當時我們幾個少年人經常聚會,一起討論武術“學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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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1959年的夏天,國家開始正式推廣普及簡化太極拳。省、市的武術協會聯合在沙面網球場開辦簡化太極拳的學生暑期普及班,只收5角錢的報名費,不收學費。于是馬上趕去報名,每天早晨從越秀山腳盤福路的家中步行趕到沙面網球場,跟那里主持教學的鄧錦濤老師(俠拳名家)學練24式簡化太極拳,學完后又賴著不走,繼續學練88式楊式太極拳,并悉心比較原先業余體校所學,體會剛柔兩種不同武術的主要區別。這個時期我還跟袁全等拳友相約一起,分別寫信向徐致一老師問藝,并獲得相當詳盡的回信指導。徐致一老師回信說,袁全的理論基礎很好,問題都提到點子上。我提的問題則大都圍繞在步法和腿法上面。朋友中還有一個叫“老洪”的工人,居然還跟姜容樵老師聯系上了(后來老洪還給我弄了一條練習用的長棍子)。在操作上,我們集中在太極樁功和推胸、推肩、推腹、推胯等基本功練習上,努力體會勁力運行的得力和不得力,追求全身本體感覺的“功夫上身”。1960年我還嘗試寫了第一篇武術學習論文《談談太極拳的步法訓練》,并以“廣州28中太極拳學習小組”的名義,大膽地投給了《羊城晚報》副刊;結果則是很快地作退稿處理。我這時確實還是很不成熟,達不到全面和準確分析問題的能力;不過,這篇早期論文也體現了我對武術訓練重點的理解和把握。

                        大約是1959年的秋冬,經濟困難開始在全國蔓延,人們普遍感到吃不飽。為了減少人們的活動強度,太極拳于是被政府推薦為主要的課外活動方式。知用中學的前校長張瑞權先生(這時已經當了廣州市副市長)特意為知用中學的老師請到廣東省文史館的嶺南派古琴名家楊新倫老先生(直到30年后的1990年,我才知道,楊新倫老先生的背景身份原來是20年代上海精武體育會派來協助成立廣州精武體育會的技擊部部長),為老師們傳授傳統正宗的楊式太極拳(楊老師原先跟李瑞東侄子李子廉學李式太極拳,后來到上海精武會跟傅鐘文亦師亦友、用太極五星錘與之換藝,互教互學又學練了楊式太極拳)。我也乘機跟在老師們后面一起比劃。楊新倫老師見我很努力,于是便叫我每個星期天到他家里,單獨輔導我練單推手。當時常去老師家練拳的還有鐘錦章和孫德輝兩個同學,他們兩人主要練套路,我則主要練推手。楊老師當時很少給我們談理論,更多的則是輔導我們進行操作。他帶我練推手時進退的幅度縱深很大,而且只能跟著畫圈,不允許硬推硬撥;就這樣,我的腰腿功便初步地練了出來。這種簡單的反復單推“打輪”從1959年秋到1963年9月持續了四年,直到考取了北大離開廣州時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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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底,經北大生物系一個原是廣州知用比我高一屆校友的引薦,我開始進入北京大學武術隊太極拳組,跟隨教練李秉慈老師進一步學練國家套路和太極劍。但由于我自學的拳風太雜,動作并不規范好看,不能參加比賽拿成績(1964年的一次北京高校武術比賽,我搞了個自編的套路,裁判們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個什么東西,經會商后給了個7分多點,根本不能入圍),所以只能呆在預備隊里跟著比劃。1964年底學校搞“四清”,借口沒有錢要辭退李秉慈老師。同學們便對李老師說,老師要走了,但我們還不知道太極推手是怎么一回事,是否可以給我們介紹一下?李老師便利用臨走前的一個星期介紹太極推手。由于我有單推手的基礎,對勁路的運行和變換多少有點體會,于是便利用這個星期的訓練時間速成學會了簡單的雙推手和活步推手。老師離開北大以后,我還居然成了隊友們的“小老師”,不但指導太極拳隊的同學練拳,而且還兼過學校病號保健班的簡化太極拳課。1964年底和1965年初,我還借助“校際學術交流”的名義,到清華大學武術隊學過形意拳。

                        1965年我們北京的大學生都要下鄉搞四清,1966和1967年文革運動更是席卷全國,人們的注意力基本上都給卷了進去,但我仍然經常到學校武術隊經常活動的小樹林里去練拳,跟我一起練的還有生物系的幾個女同學和物理系、技術物理系和化學系的幾個男同學(其規模確實要比文革運動前小多了),并不見有什么人走來干預。1968年初為躲避北大的校園武斗,我住到清華大學一個同鄉的宿舍里,還跟一位浙江籍的老師學過太極棍。同年底臨離開北大前夕;經人民大學一個學生的推薦,更到北京中山公園向一個老拳師(當時沒有詢問姓名,據分析可能是楊禹廷)問過拳和推過手,體會太極功夫怎樣可以達到的虛空粉碎和空靈神妙;與此同時還到北京紫竹院公園跟一些練大成拳的拳友交流過拳藝,吸取攻守進退、走位取勢的武術意識。這期間回廣州休假時,也廣泛到各個公園練拳人群中去觀察“偷師”。其中對我啟發最大的,是廣州中央公園教“無極樁”的蔡松芳老師;我在他那里借鑒了“氣遍身軀”的“掤勁”。就這樣,我在文革初期的“大混亂”時期竟然可以到處去“偷拳”,從不同方面吸取可以為我所用的養料。在我的經歷中,文革期間無論在廣州還是北京,盡管并沒有什么公開的宣傳發動,甚至也看不到什么“繼承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一類說法,可公園里仍有不少人公開而且相當認真地在練拳。這個時期我還幾乎每年都回中山縣沙溪公社龍瑞大隊姑媽家探親,在村子里經常跟自己的小學同學胡大白切磋交流拳藝(他所學的是南派“洪拳”),而且還教了劉保康、劉康元等幾個同齡鄉親學簡化太極拳,也始終未見有什么社會的干擾。這跟當下雖然有著大量的公開宣傳廣告,國家也投入了大量的扶持基金,但事實上卻沒有多少人去認真練拳恰成對照。

                        1968年底大學畢業時離校時,曾經覺得個體性的拳打腳踢解決不了任何社會問題,決意要告別武術,于是把個人所有武術藏書全都送人。畢業后到了湖南洞庭湖6939(后來又改組為0634)部隊農場勞動鍛煉,事實上也沒有什么機會練拳。但多年的習慣無法一下子根絕,居然還利用為抬水泥管的同學當“扶手拐棍”而體會“聽勁”和“跟勁”,研究不同力量的關系。1970年再分配到了湖南城步苗族自治縣,休息時也喜歡私下里跟農民一起切磋各種動作的勁力方法和路線。我讓農民隨意用拳打我,我并不還手,在練排打功的同時,看看到底怎樣才能把這打來的力化去。1972年中美關系解凍,北京武術隊訪問美國,全國各地體委開始集訓武術骨干(廣州也在這時成立了“工人武術隊”和一大批“太極拳輔導站”,這時張煦陽的弟弟還介紹他的一個在輔導站練拳和教拳的同學蕭琨來正式跟我學拳)武術活動于是逐步地又活躍了起來。我所在的城步縣也有幾個中學畢業生被抽到地區體委學習武術,回來后便在一些公社里“依冬瓜畫葫蘆”地辦了一些培訓班。我到清溪公社的武術班看了一下,乘機把我當年練的“第六路少林拳”拿出來跟他們交流,還給身邊的幾個知識青年公開教了點太極拳,我曾給這些縣城知青展示太極樁功,被他們稱之為“推不動的土機器”(其中跟我學得頗為像樣的是時任縣委書記邊俊業的兒子邊疆,當時未見上級對此有任何干預,但可惜邊疆的這個學習后來卻有點“淺嘗輒止”)。這時我的武術體驗,已經開始揚棄招式動作,進入奪位取勢、勁力發揮的階段。80年代初特別是在電影《少林寺》放映后的武術熱中,我還利用探親的機會應邀在湖南邵陽辦過兩期簡化太極拳班,編有“七星關節操”一套配合太極樁功、步法,訓練頗有名聲,竟然折服了當地號稱最能打的一批習武青年,由此武術名聲大振。

                        1980年12月底我從湖南調回廣州工作以后,又在拳友推動下依托廣州市太極拳研究會(現已經升格為太極拳協會)研習太極功夫,并在輔導站指導過一些太極拳教練和愛好者的拳藝,還跟太虛拳、詠春拳和其它一些拳種的拳友相互交流過拳藝,比較過其不同技擊特點,并得以跟若干外來的武林各派高手名家交流切磋。1982—1985年間,借助廣州太極拳研究會向顧留謦、楊振鐸、馬岳梁、吳英華、孫劍云、李天冀、陳小旺等多位前輩名家學練各式傳統太極拳和太極槍,還特別關注有關推手技術,還跟這些名家高手推手摸過勁,同時還以自己長期積累起來的武術知識為海內外拳友提供理論和技術的咨詢服務。這個階段我在技術上體會較深的要領主要有:分出兩點、明辨三節、腳踩涌泉、重心入地、松腰落胯、命門飽滿、尾閭中正、開胯護襠、以意導氣、以氣運身。1984年正式受命組建廣州太極推手研究組,自任組長,參與組織廣州市第一屆太極推手表演賽(后來組建太極推手會,我則由于不善交往而在掛了一“顧問”的虛銜后,事實上則退出該會活動)。1985年則到廣州武術館任兼職教練,正式面向社會公開招生教授太極推手。在這不久后,甚至還被聘為廣州精武體育會的太極拳總教練,后來又被推舉為中國武術學會第二屆委員,受聘為粵港多個武術團體的顧問等等,居然成了遠近知名的武術拳師(在民間頗有名聲,1989年拜訪成都武術名人林墨根時,他居然在酒店擺了六席為我接風,四席為我餞行;當時路過重慶,當地武林前輩呂紫劍先生也托人傳話希望跟我見面。在官方層面則除多次獲得全國性和號稱世界的傳統武術優秀論文獎外,2007年還獲得廣州武術協會五十周年武術成就獎),海內外均有不少愛好者前來咨詢就教(據說,在美國居然還有人打著“阮紀正徒弟”的招牌開班教拳)。

                        雖然武術并不是我自己所學的專業;但后來我得以“專業歸口”的機會,卻神奇地來自這個跟自己大學哲學專業完全無關的武術。1983年日本福崗太極拳代表團訪問廣州,由市太極拳研究會接待。該會擁有一批所謂“國際金牌教練”,其錄像帶還占領了香港市場;但卻是花拳繡腿完全沒有功夫,害怕真的“以武會友”,于是便在市內征集“打手”。基于我的武術名氣,年輕時的拳友便把我推薦到該會,并受命牽頭組建廣州太極推手研究組,訓練推手人才和參與組織市第一屆太極推手表演賽;我的工作魄力不大而且辦法也不多,但卻相當的認真和執著,七拼八湊起來的工作居然還算可以交差。接著組建廣州市武術館時,館長李卓儒便指名要把我調入;但我的武術基本上可謂是自學出身、票友下海、業余練拳、雜學旁收,屬于沒有正式拜師不是門內嫡傳、沒有正規體育院校學歷缺乏相關理論知識、沒有任何比賽名次得不到社會正式承認的“三無人員”,由此不好評定職稱。我表示很愿意為該館工作,但為自己前途考慮,關系和檔案則要另找可以解決職稱問題的單位掛靠。

                        李卓儒館長解放前是中大地下黨的,他的入黨介紹人胡大鈞恰好曾經在廣東省社科院哲學所擔任過領導,而且跟時任的院黨組書記還是潮汕籍小同鄉,于是便請胡大鈞為我做疏通工作。就這樣我于1984年底在院黨組否決后,竟然還可以“重新研究”被調入該院哲學所;并幾乎同時成為市武術館的兼職教練,打破原先門內個別秘傳的慣例,開辦廣州歷史上第一個面向社會公開傳授太極推手的訓練班,還長期免費為各種愛好者提供武術咨詢,不久又成了廣州精武體育會的太極拳總教練,在武術界開始混出一些小名氣。我效法孔夫子的有教無類,來者不拒、去者不留,由此從學的人員不但有社會青年、在校學生、下崗工人、退休人員、家庭婦女、少年兒童,而且還有領導干部、公安干警、私人老板、外國專家,甚至還有專業的武術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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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10月底,我正式調入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從事理論研究工作,對中國武術的思考重點于是也就順理成章地從“術科”轉向“學科”。在改革開放的總體背景下,我的研究思路主要沿“變革中的哲學文化思考”方向展開:宏觀是當前中國社會變革方法論方面的研究,微觀則轉向武術文化研究;我力圖把武術作為一個“人體文化符號”,從中去挖掘其跟整個社會背景的對應關系,并以此破釋什么是“中國人”。在武術研究起步時,我的很多觀點還是比較簡單和樸實的。其中術科觀點,是認為武術之道在于練,其妙只在熟能生巧而已。跟講究一味求快那手上力量的西洋拳擊不同,中國武術突出腰腿“下盤功夫”,提倡步法、身法協調的“功夫上身”和敵我雙方關系的就勢借力技術。太極拳的虛靈神妙,是建立在整體性的松靜沉穩基礎上的。其中學科觀點,則開始以“人體文化符號”角度去探求太極拳跟中國社會和文化的關系,探究太極拳思維方式在現代社會的意義和發展可能性。我覺得,武術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活動,是既不能神圣化,也不能妖魔化的;其基本性質和演變可能,應放在整個社會歷史文化背景和當代社會前進要求上面,作為一種客觀性的群眾社會文化活動加以考察,而不應從官方意愿或個人想象的角度對其作出牽強附會的解釋。中國武術本是“綜合實用技術”而不是單一的“體育競技運動”,但這追求實用目的之途徑,往往又是相當藝術化的;由此其推廣應主要走文化傳承和文化交流的多元路子。為了使自己的研究得以深入下去,我特地作了一些知識上和方法上的這樣幾個方面的準備:

                        (1)首先,是方法論上的系統思維。作為一種應對沖突的肢體操作(狹義武術),武術本身是個極為龐大的復雜技術系統。早在上世紀70年代,我就從拳友袁全那里聽說清華大學有人組織起來搞控制論、信息論和系統論的研究,也聽說上海交通大學有人組織起來搞人體科學的研究。對此我頗有興趣,但限于深山苗寨的農村條件而難以接觸。80年代初我已經回到了廣州,馬上便以廣東省建材技工學校教研室的名義向清華大學郵購了一批他們內部討論的油印材料,由此如饑似渴地研讀起來。我這時還特別積極地參與了廣東省系統工程學會的組建,協助聯系和參加接待美國系統哲學家拉茲絡等活動,希望擴大視野和得到幫助。后來隨著與此相關的一系列學術原著不斷翻譯出版,我又進一步關注和跟蹤包括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超循環論、突變論、混沌論與分形論等整個非線性復雜科學的歷史進展,同時還把這些思路跟中國古代以周易為代表的陰陽五行有機整體運行的理論模型進行比較。此外還特意到中山大學哲學系旁聽了美國客座教授講授的語義學和語用學,力圖使自己對問題的把握和表達更為精確。由此使自己的學術思考也逐步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我在這在這方面的初步成果,便是參與組織和編寫《科學探索與辯證方法》(廣東人民出版社版1988年版)一書,直接撰寫了該書的系統方法論部分;

                        (2)同時,還有從比較文化視角切入。作為一種中國社會歷史上發生的社會活動和社會現象(廣義武術),武術不但是種涉及多個方面的文化活動和文化現象,而且還是一個極有特色并滲透到各個方面的人體文化符號。為了理解和把握這個問題,我在1987—1989年參加了中國文化書院的“比較文化函授班”,自學了15門有關比較文化的課程,同時還購置和研讀了一批文化人類學的名著,一開始就以“太極拳系統文化論綱”作為畢業論文的題目(該研究開始時曾向書院匯報了論文題目和綱要,為此還分別寫信向顧留謦、張文廣等前輩和中國武術研究院征求意見,并獲回信支持,特別是得到了中國武術研究院科研部潘一經老師的長期關注和支持),于此便開始認真探討太極拳的歷史形成、邏輯演化、建構過程、整合機制和文化特征,論文經書院的教授審查通過,1989年獲畢業證書(畢業論文全文發表在《成都體院學報》1990年的1期,其提要后來收入《中外文化新視野》黃山書社1991年版)。這方面的成果除了《中國武術與中國文化》、《中國武術的文化學內涵》等一批武術文化論文外,還有參與主編和主撰《比較哲學概論》(河南人民出版社版1995年版)一書。

                        (3)重點,則是把握武術本身的演化過程和社會歷史背景,思考武術的社會功能和社會效應,并把它跟我當時關注和進行的社會批判研究聯系起來。就像所有的社會事物和社會事象一樣,武術本身也是社會歷史長期演化的產物,具有逐步演化的歷史形態。離開武術本身怎樣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以及從盛到衰的運行軌跡,是無法把握和說明武術的。特別是在1987-1989年間,深圳的海天出版社通過我院港澳研究中心主任許隆先生向我約稿,請我撰寫《武林春秋》書稿(由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烈先生兩次審稿)。我便又利用這個契機,參考了國內好幾種武術史、體育史、兵法史、軍事史、中醫史、雜技史、舞蹈史、經濟史和文化史等資料,對武術問題進行綜合思考并寫出了初稿。撰寫時,開始注意把“師承源流”方面的執著轉向“技術流變”的演化,結合武術活動的社會載體變遷,力圖超越坊間模擬西方“體育史”框架而七拼八湊編輯起來的“武術史”。后來形勢發生了變化,再加上我的寫作風格完全不適合通俗讀物的需要,于是稿子一直未能獲得正式出版。2004年我退休后受聘為廣州體育學院武術系教授,系里要審查我的學術水平,書稿便就轉存該系。

                        1988年我的第一篇武術論文《中國武術與中國文化》正式入選深圳國際武術節作書面發言(發表在《珠江體育報》試刊號,后來改寫為《中國武術的文化學內涵》投《百科知識》,刊登該刊1989年第7期,《新華文摘》同年11期全文轉載));1989年春則以專家身份參加中日第二屆太極拳交流大會,應邀向大會作“太極拳系統文化論綱”的學術報告(所報告的是我在中國文化書院的畢業論文題目,所用稿子在《成都體育學院學報》1990年第1期發表;文章發表后,海內外均發現不少抄襲,特別是當時境外有的干脆全盤照搬,但由于他們缺乏相應的中國大陸文化背景,弄不清我技術分析背后的文化含義,因而錯漏百出并有不少誤讀,對此識者極易分辨);同年秋又以特邀代表身份參加全國武術論文報告會,大會作“試談太極拳的文化學研究”報告(全文刊登在《武術科學探秘》人民體育出版社1990年版發表),并獲優秀論文獎。這兩次會議期間,還多次跟傅鐘文、沈壽、林墨根、于志均等前輩名家交流拳藝及推手,跟成都體院體育史研究所的老師們進行學術交流。同年又受聘為廣州精武體育會太極拳總教練,廣州龍飛武術學校名譽校長兼教研室主任。1990年夏參加“中國武術與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作《中國武術本體載體縱橫談》報告(收入大會論文集,北京體院出版社1990年版),1991年參加世界武術錦標賽論文報告會,作《武術——中國人的存在方式》報告(提要收入大會論文選編,全文發表于《體育與科學》1992年第1期),同時還參加亞洲體育人類學國際研討會。同年,還受聘為《廣東百科全書》教科文分編編委、編輯室成員兼特約體育編輯,主撰武術條目。1992年受香港柔靜太極拳研藝社邀請,赴港作中國太極拳學術講座(講座內容和相應的詳細材料在1990年就事先寄給他們)。同年又赴北京參加全國首屆太極拳科學論文報告會,作《陰陽相濟以柔克剛——太極拳技擊形態的基本結構和文化特征》報告(刊于《北京體育學院學報》1993年第16卷,其提要入選第四屆全國體育科學大會)。1994年和1996年以特邀嘉賓身份兩次赴“溫縣國際太極拳節”,分別作《太極拳與現代發展戰略》、《以武觀德——中國武術的倫理道德結構》的太極拳學術講座(文稿收入大會會刊),并參與作“太極拳名家表演”。1998年在深圳為香港武術團體作“太極拳與道”的學術講座。同年還在華南師范大學‘98體育理論(國際)學術報告會作關于“中國武術與西洋拳擊比較研究”的學術報告(報告文稿存該校體育研究所)。在非典風波過后還為人民日報社華南分社、廣東發展銀行,廣州北大校友會、福州衣錦坊明清博物館、廣東省高等法院太極拳協會、佛山市南海區圖書館公益的“有為論壇”和上海體院第3屆申江國際武術論壇論、天津體育學院武術系等多個單位作關于太極拳健身功能和武術技術體系界定的報告。此外,還為為嶺南文化研討會作“廣東精武體育會的文化精神”學術報告(文稿收入該大會論文集),同時還作傳統氣功和當代偽氣功的社會文化學比較研究,撰文參加2000年的全國第六屆體育科學大會并作分組會的大會發言,此外還為《武林》、《武術健身》、《少林與太極》、《太極》、《體育文史》、《廣東省體育史料》和臺灣的《太極學報》等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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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由于我的專業并不是武術研究,主要的精力按職責還是必須用在改革開放方法論和社會批判方面的思考(但即使如此,上世紀90年代我申報高級職稱時,頂頭上司對我的評價仍然是:1、離經叛道,2、不務正業,3、沒有體系)。直到2004年5月份正式退休,廣州體育學院隨即聘我為該校武術系教授,相當的一部分精力于是又開始轉回原先武術問題的思考,并為該系編寫了《王宗岳太極拳譜的文化學研究》手稿。

                        匯編在本書中的我那傳統武術研究思考軌跡,根據自己學習的進程也大體可以分析為以下的三大部分:

                        (一)狹義武術:傳統武術是個用于肢體應對的龐大實用技術體系(但這個技術體系必須依托一定的社會歷史背景和通過一定的社會活動而展開)。這部分內容集中反映在我上世紀80年代起草的文稿和正式發表的文章上,《至武為文》一書將其編入第一輯。這主要借助自己比較熟悉的太極拳操作為例,對狹義武術的技術操作結構及其相應的內部關系進行基本的分析,深入地討論傳統武術的技術結構和內涵,表達作者對傳統武術文化內涵的基本認識。

                        (二)廣義武術:傳統武術不但是個綜合性的社會文化活動和社會文化現象,而且還是個極有特色的人體文化符號,從一個方面集中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社會人文特征(但作為一種社會活動,它除了借助若干核心技術以外,還融入了大量的非技術因素,成了整體性的綜合文化現象)。這部分內容集中反映在我上世紀90年代以來所起草的文稿和正式發表的文章上,《至武為文》一書將其編入第二輯。其中涉及中國人的“精神出口與生命體驗”,并帶上頗濃的文化批判意蘊。這部分相對于第一輯來說,是屬于廣義的武術活動,其中集中體現了中國人的生命智慧。這方面的重點是分析武術現象和武術活動跟其所處的社會歷史背景的關系,不把武術片面地孤立起來。

                        (三)理論反思:武術本質及其發展。這部分內容集中反映我退休以來對傳統武術基本理論的反思,重點在武術本身的性質定位,落腳于武術的歷史演化,同時涉及自己民族的文化安全、文化自信和文化命運等敏感問題。《至武為文》一書將其編入第三輯,主要就當前關于武術的主要模糊認識,討論傳統武術的基本定位和相應的發展戰略問題。隨著對社會發展目標的反思,我對武術本質及其歷史演化有了不少新的認識,由此日益拉開了跟當下主流話語的距離。2007年初,于是借助天津體育學院楊祥全教授之約請的契機,為新疆師大體育學院發起的“民族文化建設與當代中華武術學術論壇”撰寫了一篇超長的的會議申報論文,原題《關于中華武術及其發展的若干思考》,并經楊教授向會議組織方轉達提交。但卻因觀點和表述均不合時宜而不能入選。當年曾掛在河南大學喬鳳杰的《自由橋》網頁和中國社科院李志寧網頁的《友人文華》欄目公布,后來還被《武當》雜志于2008年第9、10、12和2009年第1、2期選用連載,《國際博武網》后來也曾在頭版顯著位置全文轉載(此文觀點和材料后來發現有不少人特別是研究生論文不經注明而大量襲用和套用)。收入本書時,則在原有觀點基礎上作了較大幅度的潤飾發揮,在體例上也作了較大的調整,由一篇文章發揮和擴展為一個篇次,不少地方甚至還接近于重寫。

                        對于像武術這樣的一個復雜事物和事象,確實是很難一下子獲得完整認識的;人們盡管探究一生,然而所得卻始終有限。我上世紀80年代寫就的《武林春秋》、《太極拳系統文化論》兩本文稿,除部分章節外,至今仍覺并不成熟而無法拿出來跟公眾見面。退休后搞的《拳以合道》和《至武為文》這兩本武術專著,很大程度也都是在已經發表論文的基礎上編輯、改寫和擴充而成,帶上很濃的“論文集”色彩,其中確實包含有極大的概括、整理、修訂和改進的空間,由此也很難說就是完整意義上的專著。自知個人水平極為有限,再加上年老有病、精力不濟,盡管自己仍然不想放棄,但很多東西看來都只能留給后人來做了。我知道自己僅是一個極為普通的武術業余愛好者,而且天資頗為遲滯魯鈍,盡管在技術上或許多少也算作是初步邁進了武術的門坎,但卻絕對不是什么“名門嫡傳”和“身懷絕技”,談不上什么“登堂入室”,更沒有諸如專業文憑、考試證書和比賽名次一類社會普遍認可的“國家認證”;不過長期積累的那些深度個人感悟,卻未必沒有參考意義。任何人的研究其實都是后人繼續前進的鋪路石,現在我把自己跟武術和武術研究的經過寫出來,給同道們提供一些個人的思考和感悟,希望這些不成體統的一孔之見,能夠給以后的武術愛好者們提供一些小小的啟發,便于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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